老师教我写作文

我不知道自己小时候是怎么迷上连环画的。没想到，这些毫无目的随性阅读，这些小人书、连环画，以后会在写作文时派上用场。当时，北付庄大队在定陶县赫赫有名，是全县的一个典型，也是城关公社的一个点。我家所在的孙庄村也归北付庄大队。大队部的东侧，就是北付庄联中，但我上学那时候好像叫五七红校。当年，我们学校在全县都很有名气，不逊于城里的学校。校长叫孙本明，是我的本家，他讲话不急不躁，慢条斯理，循循善诱，一副儒雅的知识分子形象。他教我们美术，我画的画，他经常给批一个大大的红旗。

在我9岁的时候，我从孙庄来到北付庄学校上三年级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认识了老师孙洪国，他是我们学校校长孙本明的次子。其实，我和孙老师家离得并不远，只隔着一个胡同，我家在村东头，他家在村北头。我们都是一棵大树上分的岔，祖辈都是在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移民过来的。以辈份而论，我比孙老师还长一辈，他应该叫我叔，但到了学校就要老老实实当好学生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孙老师留下了比较清晰的轮廓。他总是穿着一件旧而干净的军绿色上衣，骑着一辆当时流行的金鹿牌大轮自行车。留的是寸头，头发根根直立，像鲁迅一样坚挺。中等身材，但很壮实，讲课声如洪钟；动情处，口若悬河，唾沫飞溅。白色的唾沫星在黑板黑色的背景上，画出道道银色的丝线，让讲台下的孩子们看得目瞪口呆，喜笑颜开。印象最深的，是他的笑。他笑的时候，会把嘴角往两边长长地拉开，仿佛要突破脸的局限，笑到广阔天地里去。

我常常想，时间就像过滤网，会过滤掉很多生活的琐屑，把印象最深的留下来。时间也是变焦镜，会让很多远去的东西变得模糊不清，而焦点却始终是清晰的。弹指一挥间，世道轮回，物是人非，但孙老师在我的心目中的形象反而愈加深刻。几十年后，当我见到他的长子孙华伟时，我又看到了孙老师当年拉得长长的笑。那一刻，不禁心头一热，我相信了命运的安排。

孙老师教我们三年级语文，写作文是我们必须掌握的基本功。当年写作文相对简单，多是“我最喜欢的老师”“最难忘的一件事”“记一次劳动”之类的题目，字数几乎都是一页来纸，大家写得千篇一律，大同小异。那时候，我已经从看连环画过渡到了看几万字、甚至十几万字的中短篇小说，甚至积累了几个手抄本。像《蓝色档案》《梅花档案》之类的“反特”作品，会在写作文的时候，自觉不自觉地露出几个课堂上没学过的词儿，有时候一篇作文能写到四、五页。孙老师如获至宝，经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读。在全班同学仰慕的眼神中，孙老师的表扬和鼓励，让十来岁的我非常得意，脸上很有光彩，心里感觉比吃了蜜还甜。

一次在孙老师的语文课上，布置的作文题目是“记一件难忘的事”。

我很快就写好了，大意是：有一次母亲做饭包水饺，给我盛了一大碗，我一会儿就吃饱了，但碗里还剩几个，实在吃不下去了。当时，母亲是北付庄大队的妇女主任，父亲是大队会计，他们匆匆吃完就开会去了。我正为剩下的水饺发愁，却发现家里的“大黄”狗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碗里的饺子，哈喇子从长长的舌头上一直流到地面。见状，我就把剩下的饺子喂给了“大黄”。母亲回到家，知情后把我嚷了一顿，说粮食都是农民伯伯用汗水换来的，你把饺子喂狗，怎能对得起农民伯伯的辛勤劳动呢……在作文的结尾，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表示悔改，而且引用了“锄禾日当午”那首诗。

就是这篇作文，再次得到了孙老师的肯定。在课堂上，孙老师又当场朗读了我的作文。孙老师朗读作文时，教室里安静极了，同学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。孙老师的朗读声情并茂，他浑厚洪亮的声音，回荡在静静的校园里，我相信其他教室的学生也能听到。听着孙老师充满感情的朗读，我的心怦怦直跳，既紧张、又兴奋、还自豪，得意得不得了。读完我的作文后，孙老师称赞作文立意高、观察仔细、语言流畅、描写细致，连狗的哈喇子都写出来了，还引用了古诗。

讲评完我的作文后，孙老师对全班同学说，“这首诗，你们谁会，举手我看看！”全班顿时鸦雀无声。后来，应该是在孙老师的推荐下，这篇作文又在高年级当成范文读了。一时间，我成了全校的名人。一下课，就有同学在我身后叽叽喳喳，特别是几个容貌姣好的女生还经常盯着我看，弄得我心里甜滋滋的。表扬和鼓励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无异于阳光雨露之于幼苗。我总感觉，在人的一生中，某个人的某句话，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。回头想想，孙老师那时教我写作文、在班上读我的作文，以及对我的表扬和鼓励，其实是在我的内心播下了一棵希望的种子。

我成了“潘冬子”

当年的业余文化生活，主要是看革命样板戏。《沙家浜》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，这些由当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本地剧团演的戏，我都看过。在我的少年时代，除了看小人书，看样板戏，听坠子书，最感兴趣的莫过于看电影了。

那时候，农村有时候会唱大戏，有古装戏，也有现代戏，但戏的节奏太慢，小孩子不愿看。我起初喜欢听坠子书。有了露天电影，就不怎么听坠子书了。露天电影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但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经历，就像一张白布上涂抹的油画颜料一样，永远抹不去。记得，有时由于消息不准，看了个“英雄白跑路”的情况也时常出现。人过中年以后，幼时的玩伴相聚，还经常对“英雄白跑路”的情景津津乐道。

北付庄大队是县里的点，所以经常在大队部东边学校的操场上放露天电影。那个时代的电影，我几乎都看过，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小兵张嘎》《白毛女》《闪闪的红星》《渡江侦察记》等等。还有革命京剧样板戏，《沙家浜》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杜鹃山》等等，也照看不误。在所有的电影中，《闪闪的红星》是我印象最深的。因为孙老师把我变成了电影里的主人公“潘东子”。

放映《闪闪的红星》那天晚上，操场上照样提前摆满了占地方的凳子、椅子、马扎子和“硌腚”的砖头块子。我和小伙伴放学后，没回家就坐在了最前排。看着放映员和大队干部栽竹竿，拉银幕，我们尽管饿得饥肠辘辘，却兴高采烈，充满期待。好不容易熬到天黑，十里八村的人们陆续来到操场上，黑压压地聚满了人。

在大家强烈的翘首以盼中，电影终于开演了。我一看，是彩色的，而且是打仗的，高兴极了。银幕上“闪闪的红星”几个大字，我和小伙伴都认识。更关键的是，电影的主人公潘东子，和我们年龄相仿，我和小伙伴都看得津津有味。尤其是看到潘东子的母亲为掩护伤员牺牲，我们都眼泪汪汪；看到汉奸胡汉三“又回来了”，我们都义愤填膺……大家看得很投入，都被电影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。我和小伙伴更是仿佛身临其境，自己好像变成了潘东子，恨不得拿起砍刀，去劈了胡汉三。

看完电影，我们意犹未尽，兴奋地回忆着电影中的情节。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，当时顶着满天星斗，踩着遍地月光，跑着、跳着，像开绳的小马驹一样，心满意足、肆无忌惮地在回家的路上撒欢：

“我胡汉三又回来了！”“你们这些穷鬼欠我的，我得一笔一笔慢慢算。”“胡汉三再凶，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，瓦上的霜。”我和小伙伴你一句，我一句背诵着电影中的台词，模仿着电影中的人物，任少年的快乐在月光下肆意流淌。

“叮铃铃……”忽然一阵自行车铃声从身后传来。“潘冬子，上车！”我们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孙老师，他也去看电影了。“潘冬子，上车，我带你回家。”孙老师看着我，咧着嘴笑嘻嘻地说道。

那时文革还没结束，我喜欢穿军装、戴军帽，军帽上还别着一枚五角星，脖子上系着红领巾，活脱脱一个“红小兵”形象，人又长得白白胖胖，的确有潘东子的神韵。孙老师一声“潘冬子”，叫得我心里美滋滋的。其他小伙伴则纷纷起哄，哈哈大笑。

说实话，我相信暗示的力量，也相信榜样的力量。雨果说：人类的心灵需要榜样，没有榜样的生活，如同没有灯塔的航行。孙老师的一声“潘冬子”，不仅给了我积极的暗示，还给我树立了榜样，给我建了一座“航行的灯塔”。真是没想到，在以后的成长中，这个称呼竟成为我前行的动力。从那时开始，这个称呼跟着我走过北付庄小学墙皮剥落的青砖教室，趟过孙庄村南波光粼粼的定陶新河，直到多年后我也走上讲台时，耳畔还不时回响起孙老师那带着笑意的呼唤。而以后每当我遇到困难、挫折，就会想起孙老师叫我“潘冬子”的情景，那个勇敢的充满正义感的少年形象，竟成了我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。

长长的笑

时间过得真快呀！小学毕业后，我顺利考入县一中初中部学习。从初中、高中，再大学，到参加工作，一晃就是十几年。这时，我已从当年的革命少年“潘东子”，变成了怀才不遇的暗黑青年“于连•索黑尔”。而孙老师也不知什么时候，离开民办教师的岗位，去县城三十里外的张湾镇担任新闻干事。

在我的感觉中，孙老师生于书香门弟，他的父亲孙本明先生是北付庄学校的校长，而且他勤奋好学、爱岗敬业、学生爱戴、同事尊重，孙老师按理应该成为一名优秀的名师才对。后来才知，其实他的心中藏着一个“记者梦”。一次，我在回孙庄老家的路上遇到了孙老师。多年未见，老师的脸上多了一些皱纹，头上也有了几根白发，但他的笑容依然那么和蔼可亲。老师听说我在县电视台工作，便笑着对我说：“我一直想学学摄像，你可得教我啊。”我毫不谦虚地说：“好的老师，没问题！”老师听了，嘴角一拉，露出了那个久违的长长的微笑。

然而，命运却跟我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我还没有抽出时间教孙老师摄像，却听到了他因病离世的消息。这个消息如同一道晴天霹雳，让我久久难以平静！我不敢相信，那个曾经充满活力、对生活充满热情，正是事业黄金时代的老师，就这样离开了我们！老师的离世，让我想起了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电影《人生》中的高加林，我觉得老师就是现实版的高加林。在孙老师身上，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一股永不服输、永不懈怠、敢与命运抗争的有力的脉动。我相信，老师也一定从高家林身上汲取了奋斗的精神与力量。

后来，我见到了老师的长子孙华伟。在老师的严格教育培养下，华伟青年参军特种部队，历经残酷严苛的淬火与部队各级政治机关的历练，成为解放军四总部表彰的全军优秀人才、二等功臣和著名军旅作家。第一次见到华伟时，他的笑容让我瞬间想起了孙老师。他微微一笑，嘴角往两边长长地拉开，像极了他的父亲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中涌起一股酸楚和暖流，仿佛几十年前的阳光一下子穿透了厚厚的云层，在他脸上留下了父辈清晰的轮廓。

孙老师远行的时候，华伟还不到而立之年。我不知道这位远离父母庇护、身处戈壁大漠深处兵营的青年，是如何熬过一个又一个痛苦的不眠之夜，又是如何以超凡的决心和毅力成长成才的？！如今，华伟赠我的《醉里挑灯看剑》《刀尖上的传奇》《西汉秘云》等著作，仍然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我的书柜里。我欣慰地看到，孙老师的精神不仅在他身上得到了延续，而且结出了累累硕果……

一个夕阳满天的黄昏，我来到北付庄小学旧址。当年的校园早已被林立的高楼取代，周边霓虹灯闪烁，汽车川流不息。我静静地伫立在喧嚣的小区门前，思绪却穿越到了五十年前。“叮铃铃……”一阵自行车铃声响过，那辆金鹿牌大轮自行车穿过孙庄村口的土路，载着穿旧军装的身影，从时光深处驶来。画面逐渐清晰，孙老师腰板挺得笔直，车把上挂着的帆布包也透着精气神。“潘冬子，上车！”宽大的后背散发出来的体温透过单薄的裤子，温暖着我童年的身体和心灵。

依稀间，教室后窗的杨树长势正旺，茂密的树叶在和风吹拂下摇曳。上课铃声响起，年轻的孙洪国老师走上讲台。“听听潘冬子这一段！”窗外的泡桐花依旧，少年的心随着老师抑扬顿挫的朗读涨满了帆……尽管教室的地面坑洼不平，桌椅板凳吱吱扭扭，墙壁上的石灰大片剥落，但这丝毫不影响老师的兴致。孙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大大的“梦”字，粉笔与黑板吱吱的摩擦声，震落下漫天星辰，坠进我们的墨水瓶里，荡起银河的层层涟漪。而他，转过身来，嘴角一拉，定格下一个长长的永远的微笑……

（作者系孙洪国生前学生，现为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融媒体中心主任，兼任中国散文学会鲁西南创作基地理事会副主席、菏泽市定陶区作家协会副主席   孙本灵）